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

繁花凋落的家族,实际上是很可悲的。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,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,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,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。

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,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。

在民国初年,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,如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。出身无用了,失却了上进之阶,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,但却是坐吃山空。

在角落里,他们或醉生梦死,或牢骚满腹,或惊恐不安。

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。

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,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,却冲不出、飞不走。

——血缘的线,身世的索,牵住了他们。

张爱玲的父亲,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。而张爱玲,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。

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,别号廷重。他素以号行世,在后文中,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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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,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。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,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,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,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。

他跟他父亲一样,也是7岁就丧父,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。旧式家族,男丁为主,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,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,这一来,反而害了他。

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,经历家国之变,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。昔日娘家的尊崇,夫婿的未展之志,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。

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,教子甚严,背不出书就打。但常规的仕途,到此时已走不通了,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,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,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,完全成了无用。

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,再也没能找到方向。

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,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——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,终日绕室吟哦,背诵如流,滔滔不绝,一气到底,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,算是作结。然后,沉默踱步,走了没两丈远,又起头吟诵另一篇。听不出那是古文、八股范文,还是奏折,总之从不重复。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,因为毫无用处。

这绕室徘徊的习惯,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“走趟子”。这个词,充满了“无路可走、但也非走不可”的荒诞感。

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,学过英文,能读会写,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,但是,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。因为,做生意外行,蚀不起;当官、入政界更不行。

前朝老臣的后裔,怎能耻食周粟?——“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”!

当然,他也有他的痛苦——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,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,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。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“学坏了”,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,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。

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,那些衣服都是“花红柳绿”的,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。

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,远离那些趋时的“坏小子”。何干后来回忆说,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,走到二门,趁母亲不注意,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,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。“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,都笑,又不敢笑,怕老太太知道了问。”见张爱玲《对照记》。

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,它仍以无形之形,控制着这个老宅子。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,自然也就跟这“走马楼”的气息一样,新旧杂陈。

一方面,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,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。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,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,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,甚至,还买过大部头的《胡适文存》。

五四以后,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,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《心碎的屋》,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:

一九二六.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。

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,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。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《私语》时,去翻阅父亲的旧书,才注意到这个细节。

一切文明在他身上,都体现出混乱。他订阅了《旅行杂志》,但从来不旅行,因为抽大烟不方便。他不穿西装,但是却穿西装背心,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。他喜欢叔本华,但也买了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中译本来看。见《小团圆》。

张爱玲还记得,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,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,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。

但是另一方面,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,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。这位遗少,虽被母亲严厉管教,但成人之后,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——吸大烟、纳妾、嫖妓、赌博。

转型时期的人物,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,这毫不奇怪。

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,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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